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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…”

我垂下眼睛，心中似有人用钝刀子在一刀一刀地切割，疼至麻木。

帮他推波助澜的，还有我。这是难以逃脱的宿命，环环相扣，开始时一切早已注定。

邱伟离开了，走之前留下他的新住址。他和老钱在孙嘉遇出事之后，为躲避对方的报复，都先后搬离了原来的住处。

等他关上大门，我才勉强挪下床，脚步虚浮，象踩在棉花堆里，走了几步已是一身虚汗。

公寓里依然一片狼藉。

我蹲在那堆乱七八糟的行李前，想找出原来的睡衣和毛巾。打开行李箱，最上面却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黑色男式衬衣。

我的心口象被铁锤重击一下，怔怔地抱着衬衣站起来。

这件衣服，是孙嘉遇所有衬衣里我最喜欢的一件。每次他穿起这件衬衣再戴上墨镜装酷，我总逗他说象基努里维斯他弟弟。

他为什么会把这件衬衣留给我？是想告诉我别忘了他？

我傻傻地靠墙站着，一时间痴了。略微动一动，便听见衬衣口袋里好像有东西在沙沙响，我小心地取出来。

那是两页纸。一张是地下钱庄的存款凭条，我曾经见过的那张。另一张是份授权协议书，上面用潦草的笔迹写着：本人愿意将此存款转交赵玫全权处理。

最下面是他的签名和日期，还有一处空白，为我的签名预留着地方。

将近五万美金，他全部转到了我名下，没有任何条件。

我膝盖发软，再也支撑不住自己的重量，紧紧搂着他的衬衣，我渐渐矮下去，跪在地板上。

衬衣上似乎仍然残留着他的体温，若隐若现的温暖气息，清淡的烟草味道，如此熟悉而亲近，仿佛他就在身边，我们之间却象永远隔着不可逾越的天涯。

似有一口浊气塞在胸口，我张开嘴可是吸不进一点空气，想哭但完全挤不出眼泪。伏在地上许久不曾改变姿势，渐渐全身麻痹几乎动弹不得。

直到窗外夜色降临，我才勉强站起来，扶着墙挪到浴室去。guntang的热水哗哗淋下来，僵硬的四肢慢慢恢复柔软，我的思维也一点点清晰起来。

我烧一锅开水，泡碗面强迫自己吃下去，然后吹干头发，换上干净衣服去找邱伟。

他不在家，我就坐在门口的楼梯上等他。

邱伟一个小时后才回来，见到我，他手中的车钥匙在惊讶中落了地。

“赵玫，你瞎跑什么？”他一边开门一边说，“当心再着了凉，你这条小命儿就交待了。”

我跟着他进屋，一脚踹上大门，拦在他身前：“告诉我，孙嘉遇在哪儿？”

他很惊讶，但依然是那句话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？”我盯着他，“那你告诉我，我回来那天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航班号的？”

他非常狼狈，眼神闪烁不敢看我：“赵玫，你最好别逼我。现在找他的，不仅是警察，那边的人也在拼命找他。”

我不肯放松：“那你跟我说，这半个多月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

他坐在沙发上，点起一只烟，低头猛抽，就是不肯开口。

我只好耍无赖要挟他：“你不肯说是吧？成，我这就去你门口坐着，坐一夜，坐到你愿意开口。”

他苦恼地抱住头，显得极其无奈，过一会儿终于说：“你好好坐下，我告诉你。”

我坐在他对面，身体因紧张微微发抖。我一定要弄明白，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发生，才会让孙嘉遇象安排后事一样，为我找好退路？

邱伟掐灭烟蒂，抬起头苦笑：“事情太复杂了，让我从哪儿说起呢？”

我想一想，回答他：“我回北京前，罗茜不是在找各方调停吗？”

“啊，对，就是那一次，你走了没几天吧，几方的人马都坐在一块儿，就在奥德萨饭店。其中有个人呢，居然是嘉遇七年前的旧识，嘉遇本来笑嘻嘻的，一见到这个人，当场就翻了脸，一脚踹翻桌子走人了。”

邱伟说到这里停下来，象是在整理着思路。也许头绪太多，他不知道如何才能讲得更清楚。

我听得心惊，却没有催促他，等他重新开口。

过一会儿他摇摇头说：“嗨，我还是从头儿说起吧，不然太乱了。就说嘉遇大学毕业那年，想在国内开公司，那时他家老爷子还在位，是那种特别谨小慎微的人，生怕他留在国内惹出是非，坚决不同意，死活要送他出去读书，爷俩谈不拢就彻底闹崩了。那时候东欧市场正红火，他一气之下跑到匈牙利半年不肯回家。他妈心疼他，就把家里的积蓄瞒着老爷子交给他做了本钱。谁知道第一笔生意还没结束，老爷子就出了事，嘉遇立马儿转让了手里的余货，想带着现金回国。”

是的，在雪地里孙嘉遇曾经提起他的父亲，也提过这件事，我努力想把几个已知的碎片拼在一起。

“按着匈牙利的法律，想往国外汇款，一天不能超过几千美金。所以他打算冒险带现金闯关。有人说帮他的忙，就介绍了一个大使馆官员给他，因为外交人员是有豁免权的。他就把大部分现金交给这个人，自己只随身带着一小部分进了机场。你猜猜吧，后来发生了什么？”

不用猜，稍微动动脑子就能想到，我几乎不忍再听下去。

邱伟看着我无奈地笑笑，“他过了海关，坐在咖啡厅里等着那人进来，过一会儿那人打电话，说自己被海关警察扣了，现在警察正在到处找他，让他快点儿离开。嘉遇那时才二十二吧，还是一没经什么事儿的小孩儿，自小让他妈宠得五谷不分，完全没有人心险恶的概念，当时吓得脸都白了，乖乖儿的上了飞机。等他彻底醒过味儿来，人已经在几万米高的天上了。”

我听得完全词穷，难怪他说，他和我一般大的时候，做过比我更傻的事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他的故事总是由别人告诉我，他自己从来不说不解释？

“回了北京，我们都说他肯定让人涮了，这死心眼儿的傻孩子还不死心，又返回匈牙利找人要钱。那人还挺硬气，不管多少朋友中间调停，嘉遇急得几乎给他跪下，就是一口咬死了，钱被警察没收了。让他拿出罚没单据吧，他又拿不出来。后来老爷子病重，几个朋友只好先凑了一笔钱，让嘉遇先回国，等他赶回去，老爷子却已经没了。唉，这事儿从此成了他心里的死结，总觉得老爷子的死跟他有关系。给老爷子办完后事，他妈求我们想法儿劝他吃饭，从老爷子过去他就没进过一口东西。我们带他出去，好说歹说，总算说动他张嘴，才刚吃一口，人就一头栽在地上，胃痉挛就是那时候落下的毛病。”

这个故事让我不负重荷，我扶着额头，心间似有无数纵横的伤痕，从里至外泛出沁入骨髓